星期二, 九月 19, 2006

轴心时代

——张灏《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》读记一



Aial Age,轴心时代,指的是公元前800-前200年这一时期。德国思想家雅思贝斯(Karl Jaspers)发现,西方、中国、印度等世界主要的三大文明都在那个时期发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。

雅氏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940年代末期。而之前的19世纪法国东方学家阿贝尔-雷慕沙(J.P.Aleb-Remusar)也注意到这个现象,德国学者拉绍尔克斯(Lasaulx)也对此作了哲学上的反思。

西方中心的架构很难注意到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思想突破的影响,即使马克斯-韦伯对中国与印度都有专著,但对于轴心时代的影响并未重视。其后的帕森斯(Talcott Parsons)也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以及以色列是世界文明演化的“苗床社会”(seedbed societies),而中国和印度不在其中。

除了这条主流思想之外,对于轴心时代也有所思考。但正如张灏所言,终归没有跳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。



轴心时代现象的发生原因可谓言人人殊。

有以文化散播(cultural diffusion)论者。一个文化出现了总会扩散的。但解释单一的、局部的文化扩散还能说得通,而对于如此规模的历史文化现象显然不通。

有刺激与回应论者。谓之当时印欧游牧民族四处出动,对文明地区的冲击。中国在东周时期确实宗法崩溃。但印度不是,以色列也不尽然。古希腊也不完全是。而且到了后来的古罗马帝国的崩溃,蒙古游牧民族的狂飙突进也都没有类似轴心时代的发生。

有人从个人认知模式提出,社会和个人一样有前习惯期(pre-conventional),相当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童年,行为取决于一时的满足与快感;习惯期(conventional),相当于青少年成长期,其行为力图尽力使社会“高兴”;后习惯期(post-conventional),以普遍抽象的道德理念决定行为。轴心时代相当于后习惯期。初看还通,细想遍布漏洞。因为轴心时代并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,即使良好流域也没有发生。



找到原因还是要先摸准脉口。

艾森塔斯特与史华慈(Benjamin I. Schwartz)强调轴心时代超越意识出现的重要性。由此引起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与紧张,和深度的批判一时与反思性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征。张灏指这种看法过于宽泛,比如“天”的信仰在中国即是在轴心时代以前。而古希伯来的耶和华信仰更在摩西(Moses)先知时代就有。

关键点在于,超越的是指在现实世界之外另有凌驾其上的价值。在轴心时代,这个意识被内化于个人生命,以此为据,认识反思生命。此谓“超越的原人意识”。

此前的两河流域的鸠格迷西(Gilgamesh)诗篇与阿达帕(Adapa)、古埃及的《死亡书》(Book of the dead)、金字塔文(Pyramid Texts)、棺材文(Coffin Texts),以及早前的荷马史诗虽都偶有反思与批判,但未成气候。

嗣后则不同。以中国论,论语中天与天道,孟子的天道与心性。儒家以生命作为内在精神攀升的通道。道家由老子开端,庄子完成。一面是,道在人世隐蔽淹没,生命汩没,一面是内在心灵,可以与道在精神上契合,回归和谐与宁静。



轴心时代开启德性精神伦理。

道德文化绝非日常伦理(ethics of ordinary life)全面垄断,非常伦理亦可成为参照。

对政治文化也生影响。西方的政教分离二元结构且不管他。中国在天子的政治权威之外也有独立的心灵秩序。不过,时隐时现,或伏或冒,未能发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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